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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浙江龙泉市市场监管局为了稳控新冠疫情期间的猪肉价格，依葫芦画瓢地推行了 “限价令”。以上是限价令的原文。

其中明确规定生猪价格不得高于20.3元/斤，猪肉不得高于31元/斤，精肉、仔排价格不得超过33元/斤。
  为什么说是依葫芦画瓢?原因就在于，去年10月29日，贵州铜仁市江口县同样向各经营者下发《江口县猪肉保供稳价告诫书》(下称《告诫书》)，告诫书里要求商户遵照执行的价格为：“白条肉每斤须在20元以内，五花肉每斤须在25元以内，凡不按以上规定的价格执行，视为扰乱猪肉保供稳价市场，恶意哄抬物价。”  

啼笑皆非的是，这一则《告诫书》只存在了一天。第二天，由于该《告诫书》违反《价格法》有关规定，便在10月30日被撤销了。那么，价格法是如何规定的呢?  

我国《价格法》等明确规定，目前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只有极少商品和特殊情况下才实行ZF临时定价等限价措施。猪肉虽是目前居民的主要肉食品，但不属于ZF定价的商品范围。换句话说，猪肉不属于ZF定价，由市场决定，多了就便宜，少了就贵。  这种粗暴调控猪价手段屡见不鲜，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地方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常识，总是妄想用行政命令来管控市场。毕竟直接用行政命令调控猪价“多快好省”，不需大费周章就能解决猪肉保供稳产的难题，只需一声令下，就保住了“菜篮子”工程。  

《限价令》就算不违法，其长远效果如何也值得让人深思。  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，是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破坏最大的飓风。飓风过后，密西西比州一片狼藉，物资供不应求，物价飞速上涨。密西西比的总检察长宣布打击哄抬物价者。  当年有一位叫约翰的人，看到该地区有五百万人无电可用，便从家乡购买了19 部发电机，驱车到 600 英里以外的密西西地区，以两倍的价格将发电机售出。警察知道后，马上没收了他的发电机，约翰最终因“哄抬物价”被关进了监狱，他的发电机也被警方扣留着。  

显而易见，公众并没有从中受益，还是无电可用，最需要的发电机并没有在民众手中，而是在冰冷的警察局里。  

道理很简单，灾难发生后，假如卖家不提高价格，那么这些物资就不会到最需要的人们手里。
如果强制限价，消费者会为了以防万一来买超出自己需要的数量(以猪肉为例，贵就买一斤，便宜了就买3斤)。而那些没有排在前面的人或许什么都买不到。  再者，对于养猪人而言，如果强制不让猪肉价格上涨，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生产更多的猪肉。面对高额的利润，养猪人会想尽办法加大生产。反之亦然。非瘟当下，养殖户继续养猪需要投入庞大的固定资本以及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(毕竟一头感染，整场危险)，所以如果看不到高利润，养殖户断然不会复养，更别说扩大生产了。  

总而言之，高价确实是对消费者不利，但只是对今天的消费者不利，对明天的消费者而言，是有利的。高价能激励更多企业和资源进入到养殖行业，能长久地提供更多的猪肉。  

所谓的“哄抬猪价”，也许是让供给到达最需要它们的人手上的最佳办法。  

众所周知，这次的猪肉涨价事件，是由非洲猪瘟造成的供给大幅减少，再加上新冠疫情，禽类的替代猪肉效果减弱，猪肉需求量大幅上升所致。  

与猪肉价格猛涨相对应的是，还有很多的养殖户因为猪卖不出去而一筹莫展。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，地方政府随意“断路”“封路”，拉猪车进不去村里，就算想卖猪也苦于没有渠道。  

有些地方虽然允许拉猪车进村拉猪，可却要办理“通行证”。通行证本身没有不妥，可问题是“通行证”办理起来十分复杂，需要层层审批签字，而且“保质期”只有三天。甚至有些运输司机只要出去一趟，再回来可能就得隔离14天，收一趟猪的时间成本极高。  

最近，猪饲料也在纷纷涨价，原因就在于上游原料企业没有开工，豆粕、玉米等原料紧缺，价格飙升，再加上高速公路尚未完全解封，运输成本增加，这些综合的因素都造成此次饲料上涨。就算饲料到达了地方，可能还有被拦住的风险。饲料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推高了猪价。